九十年代中国是世俗文化主导的时代。
历史行进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空前市场化，社会急速转型，社会生活全面世俗化。市场化的经济、世俗化的生活逼使世俗文化空前高涨，高雅文化空间日益逼仄。面对这种多层次的文化语境，或者如有些学者理解的文化困境，站在什么样的话语立场作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判断，如何去作出正确的学理性文化批评是一个斯蒂克芬之谜。这既有吸引力又有挑战性，但又是摆在文化学者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金元浦、陶东风合著的《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对九十年代转型期文化作出了独特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视角。
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批评话语大量东渐，一些学人拿来与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对接，但缺少对中国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之独特性的多层面反思，缺少对西方文化批评话语理论的甄别，这样的文化批评难免异体不合。这是其一。其二、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存在泛道德化倾向，充满浪漫激情，理想胜于理性，激情胜于稳健，判断总是滑向道德理想价值维度。这是人文学者的前知识结构决定的。有些人文学者对世俗文化的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称霸，高雅文化式微是不争的事实。大力批判世俗文化，并从此出发彻底否定世俗文化。但世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霸权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价值判断在现实中出现了悖象，显得十分尴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带视角盲点的文化批评？这是因为没有深入透视世俗文化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中的作用大不同于在西方当下历史语境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世俗文化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瓦解封建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
金、陶此书视野开阔，对西方文化话语理论把握准确，洞察其与指向语境的勾连关系，对中国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定位准确。这使书中文化批评话语与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能很好的切合。作者充分分析了九十年代文化语境的多层次复杂性，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共时并存。但现代科学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需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的文化应主要指向现代化，而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的全面霸权，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文化话语理论。二位作者从事文化批评却有社会科学的历史理性，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关注当下社会现代，扬弃了片面化的道德浪漫激情，对世俗文化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全面判断，充分肯定了世俗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正面作用，但二作者不是没注意到世俗文化的负面影响，据此相应地采用了第三种立场：“总的说来我对大众文化与世俗化的态度是优化它而不是拒斥它，也不是拥抱它。其核心是批判其前现代的陋习，警惕其后现代的误区，发展强化其现代精神。”
该书中对九十年代文化作了全景式的扫描思考，透视九十年代文化，影视热点、流行歌曲、书籍出版皆入视野。它较高的学术品位与较通俗的语言间形成很大的张力，读者会在趣味横生的语言中获得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独特的解读。
